——写在西南联合大学建校七十周年之际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北大校史馆提供)
这是一所大学,存在前后不过九年,却成为中国教育
史上爱国、进步、奉献精神的丰碑。
这是一座文化中心,身处边陲,却引领思想、服务社会,开启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绚烂的一页。
这就是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有人把它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之一,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举世学术界追忆与推崇……联大的传统,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可继承的一宗遗产”。
每年的11月1日,是联大校友欢聚的节日,如今,70年过去了,当年的热血青年早已步入耄耋之年,而西南联大的光芒仍然长久地留存在世人心中。
是什么让这短暂的九年成为中国教育及文化史上永远的辉煌?是什么让这座在国难中诞生、于困苦中坚守的特殊学府蜚声中外、名扬四海?尽管时代背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西南联大留下的,更值得今天的我们深深思考。
战火纷飞中的教育奇迹
抗日战争的烽火催生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特殊的大学。1937年,日寇铁蹄进犯华北,践踏神州。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背负求富求强、振兴国家之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被迫南迁,先是南下长沙,成立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又西迁昆明,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7年11月至1946年7月,在纷飞的战火中,联大师生和衷共济,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历尽艰辛而办学不辍,这是战时高等教育的奇迹,也开创了古今中外教育史上出色的联合办学之先河。
就是在这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约8000人在西南联大就读,他们中的很多人后来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科学、技术、国防等各条战线的骨干力量:
在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
2000年以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9位科学家中,有3位是联大学生;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中,联大师生有164人,其中联大学生有90人。
联大校友录上,还有两个更为耀眼的名字——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人。
联大的奇迹远未止于这些数字。一部部著作在硝烟中问世：华罗庚完成了开创性的著作——《堆垒素数论》;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的振动光谱及结构》被视为该领域的经典;还有张青莲的《重水之研究》、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孙云铸的《中国古生代地层之划分》、冯景兰的《川康滇铜矿纪要》、马大猷的《建筑中声音之涨落现象》、闻一多的《楚辞校补》、冯友兰的《新理学》、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汤用彤的《汉魏晋南北朝佛教史》等等大批奠基性论著。而同样在那艰苦卓绝的环境中,杨振宁在两位导师的辅导下,完成了对他一生科研事业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士论文;李政道读完了他的物理学业,为日后的成就奠定了至为关键的基础。
西南联大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耀眼成就,抗日救亡的铁流中同样有他们刚毅坚卓的身影。九年间,先后共有1200余名联大学子投身于抗日救亡的大军,有14位联大学子献身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
1946年5月4日,“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落成。在这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闻一多教授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教授书丹的纪念碑上,镌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共834人。据说,实际从军人数远大于留名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