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甫 评 传

张建东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在繁荣富庶的盛世里长大。其家庭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奉儒守官”;二是“立功立言”。家风对杜甫的影响很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就很自然地建立在他生活道路与创作带路的起点上。与盛唐其他诗人一样，杜甫希望凭借横溢才华从科举走向仕途，登上卿相高位而实现愿望。他迷于盛唐表面的繁荣景象，过着“裘马轻狂”的生活，高唱自己的壮志理想，并不断为政治前途开辟道路。虽然他举进士不第，但仍然踌躇满志，信心十足。

公元746年到755年，诗人35岁到44岁正值壮年，也是唐朝统治由最高峰折向下行阶段。杜甫思想性格逐步转变并趋于成熟，创作《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五首》《奉先咏怀》等。所谓“野无遗贤”的政治欺骗，使满怀希望来长安的杜甫十分震惊。诗人不甘日益穷困，奔走于权贵之门，急寻一条入仕道路，一再投诗干谒，“有儒愁饿死，早晚投于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直接向玄宗献《三大礼赋》《封西岳赋》，但都没有实际结果。这让他感到非常悲愤。社会关系与生活条件的变化，促使诗人打破了对盛世的幻想，逐渐认识到“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赠比郭萧郎中十兄》)然后，开始把自己的遭遇跟昏暗的政局联系起来，这是诗人美好幻想碰到丑恶的现实而遭到破灭的必然结果，这种来自生活深切感知的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变化，对诗人的生活特别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发轫之作(兵车行)既是这一重要进展的标志，也是诗人创作走向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光辉里程碑。

公元755年到759年，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充分展现，从政信念愈趋成熟，安史之乱爆发，是唐朝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政治原因。诗人处在时代的大变动之中，又处在战乱的中心，曾几次追随刚即位的肃宗皇帝，二任左拾遗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