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Q正传》发表以后，我写过一篇小文章，略加以说明①，登在那时的《晨报副镌》上①。后来《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等一并编成一册，即是《呐喊》，出在新潮社丛书里，其时傅孟真罗志希诸君均已出国留学去了，《新潮》交给我编辑，这丛书的编辑也就用了我的名义。出版以后大被成仿吾所挖苦，说这本小说集既然是他兄弟编的，一定好的了不得。－－原文不及查考，大意总是如此。于是我恍然大悟，原来关于此书的编辑或评论我是应当回避的。这是我所得的第一个教训。不久在中国文坛上又起了《阿Q正传》是否反动的问题。恕我记性不好，不大能记得谁是怎么说的了，但是当初决定《正传》是落伍的反动的文学的，随后又改口说这是中国普罗文学的正宗者往往有之。

这一笔“阿Q的旧账”至今我还是看不懂，本来不懂也没有什么要紧，不通过这切实的给我一个教训，就是使我明白这件事的复杂性，最好还是不必过问。于是我就不再过问，就是那一篇小文章也不收到文集里去，以免为无论哪边的批评家所援引，多生些小是非。

现在鲁迅死了，一方面固然也可以如传闻乡试封门时所祝，正是“有恩报恩有怨报怨”的时候，一方面也可以说，要骂的捧的或利用的都已失了对象，或者没有什么争论了亦未可知。这时候我想来说几句话，似乎可以不成问题，而且未必是无意义的事，因为鲁迅的学问与艺术的来源有些都非外人所能知，今本人己死，舍弟那时年幼亦未闻知，我所知道已为海内孤本，深信值得录存，事虽细微而不虚诞，世之识者当有取焉。这里所说限于有个人独到之见独创之才的少数事业，若其他言行已有人云亦云的毁或誉者概置不论，不但仍以避免论争，盖亦本非上述趣意中所摄者也。①鲁迅《阿Q正传》发表以后，周作人即于1922年3月19日《晨报副镌》上发表《（阿Q正传）》一文，这是第一篇全面评论《阿Q正传》的文章，并且“经过鲁迅看过，大抵得到他的承认的”（周作人：《关于〈阿Q正传〉》）。文章认为，“《阿Q正传》里的讽刺在中国历代文学中最为少见，因为它多是‘反语’，便是所谓冷的讽刺－－‘冷嘲’”，其特点是“多理性而少情热，多憎而少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