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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 甫 评 传
张建东
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在繁荣富庶的盛世里长大。其家庭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奉儒守官”;二是“立功立言”。家风对杜甫的影响很深，“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就很自然地建立在他生活道路与创作带路的起点上。与盛唐其他诗人一样，杜甫希望凭借横溢才华从科举走向仕途，登上卿相高位而实现愿望。他迷于盛唐表面的繁荣景象，过着“裘马轻狂”的生活，高唱自己的壮志理想，并不断为政治前途开辟道路。虽然他举进士不第，但仍然踌躇满志，信心十足。
公元746年到755年，诗人35岁到44岁正值壮年，也是唐朝统治由最高峰折向下行阶段。杜甫思想性格逐步转变并趋于成熟，创作《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五首》《奉先咏怀》等。所谓“野无遗贤”的政治欺骗，使满怀希望来长安的杜甫十分震惊。诗人不甘日益穷困，奔走于权贵之门，急寻一条入仕道路，一再投诗干谒，“有儒愁饿死，早晚投于津。”(《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直接向玄宗献《三大礼赋》《封西岳赋》，但都没有实际结果。这让他感到非常悲愤。社会关系与生活条件的变化，促使诗人打破了对盛世的幻想，逐渐认识到“致君时已晚，怀古意空存。”(《赠比郭萧郎中十兄》)然后，开始把自己的遭遇跟昏暗的政局联系起来，这是诗人美好幻想碰到丑恶的现实而遭到破灭的必然结果，这种来自生活深切感知的思想认识上的巨大变化，对诗人的生活特别是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他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发轫之作(兵车行)既是这一重要进展的标志，也是诗人创作走向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的光辉里程碑。
公元755年到759年，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充分展现，从政信念愈趋成熟，安史之乱爆发，是唐朝的重大政治事件，也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政治原因。诗人处在时代的大变动之中，又处在战乱的中心，曾几次追随刚即位的肃宗皇帝，二任左拾遗之职。“影静千宫里，必事七校前。今朝汉社稷，新数中兴年。”(《自京窜至凤翔喜达行在所》)他把肃宗当作中兴的希望，然而不论是被俘逃生还是抗疏直谏都未得到重用，最终还是离开了长安，离开了宫廷。诗人与自己所属的士大夫阶段隔离开来，从流亡的饥饿的人民中和满目疮痍的村落间去观察肃宗的中兴。多年的困顿流徒、压抑深思，诗人已能用更加深邃的目光来观察社会，用诗歌不断褒贬，力求对政治事件产生积极的作用。击形诗《北征》便是诗人针对时局写出的政治论述性的鸿篇巨制。
战乱，是唐帝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也是唐代诗歌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曾经被盛唐诗人们热烈歌唱过的一些题材，在叛军铁蹄下已经没有意义，而战乱造成的局面，他们难以立即熟悉认识。这时的诗坛很多些沉寂萧条，但杜甫却如中流砥柱，唱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写下著名组诗《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深刻地反映出封建国家、安史叛军和人民群众三者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忠实地记录战火和灾荒下人民的生活，被誉为“诗史”。“三吏”“三别”，代表者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这跟诗人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积极参与政治，亲身体验了人民的痛苦有很大的关系。诗人从政的热望非但没有减退，反而随着对时局的关注而更加强烈勃发，
诗人在公元759年到770年漂泊西南，48岁到59岁。这是杜甫生平的最后一个时期，政治热情执著不衰。“飘飘和所以，天地一沙鸥。”(《旅业怀书》)功名无成，漂泊流离，社会的极度黑暗使诗人不免叹老嗟卑，写下许多吊古、咏怀、追忆往昔痛苦的作品，总结自己的一生。
诗歌艺术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诗境也异常开阔，然而诗人的政治热情却未衰退，赞颂并效法诸葛亮“鞠躬尽碎，死而后已”的精神，在战后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局面下，总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愈是无能为力，便愈是雄心不已;愈是无能为力，便愈是坚定信念;即便是那些描写山水、田园、花草、鱼虫的诗，也可以看出他从未忘怀国家和人民的心情。“剑外忽传收蓟北......漫卷诗书喜欲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人在流离中听到叛乱即将平定的消息，不禁放歌纵横，欢喜若狂;年老体衰的杜甫漂泊在洞庭湖畔，他舟中自叹：“扁舟应老去，无补圣朝明。”(《野望》)感情悲愤凄凉，却仍然关心着政治。大历五年(公元770年)，59岁的杜甫死在由长沙到岳阳的一条破船上，诗人最后一曲歌声“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还在念念不忘考虑国家的大事。
(摘自《从杜甫生平和创作看其执著的从政信念》，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