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是一篇用浅易的文言文写成的演讲辞。要想理解这篇演讲辞的内涵和意义，必须先了解当时的社会现状和北大的发展历程。
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
京师大学堂的诞生，是戊戌变法的产物。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所有新政措施几乎全部被废除，只有京师大学堂得以保留。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但1917年蔡元培接任之前的北大，总的来说还是一所封建思想、官僚习气十分浓厚的学府。因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或八旗贵族子弟，来上学时，有不少还带着听差，上学只是为了升官发财，对研究学问没什么兴趣，而是想方设法混资历，找靠山。蔡元培的贡献就在于，他把陈腐的北大，变成了学术至上的真正大学。他以坚决的气魄，按照自己的教育理想，采取一系列对症下药的措施，一步步地改造北大，使北大逐步显示出全新的风貌。不到两三年时间，北大便从一个培养官僚的腐朽机构一跃而成为全国进步青年仰慕的学府。
在办学方针上，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延请陈独秀等大批新学人物和刘师培等旧学人士进入北大，并裁减了不称职的教员，清除了一大批腐朽守旧的人物。经过这番整顿，教师队伍的素质大大提高。与此同时，他还在学生中间大力提倡思想自由，培养学术研究风气，树立新道德新风尚。本文就是他这一思想的集中体现。
在演讲中，他开门见山，在简单地回顾了自己与北大的渊源之后，就以校长的身份直截了当地对青年学子提出了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友。这几点要求绝非泛泛而谈，而是直接针对当时的社会风气和北大的沉疴而提出的，可以说每一点都极富有针对性，都事关北大的前途和命运。
首先，他高屋建瓴地匡正了大学的性质，明确求学的目的。他指出，大学不是做官发财的跳板，而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这一观点在当时可以说振聋发聩，直指北大多年弊端。他尖锐地指出，以前的北大学生多抱做官发财的目的来此读书，专业多以实惠取巧的法科为主，对于教师不以学问的深浅来衡量，而是只问官阶之大小等等。而这些现象之所以产生，深层原因恰恰在于学校办学宗旨不明，大学日渐急功近利和庸俗化。因此，在批判种种腐败现象的基础上，蔡元培明确提出，来北大求学的青年学子，一定要有正大的宗旨。对此，文章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为求学而来到北大者，会倍加珍惜这几年的大好光阴，孜孜苦读，为今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底子。而如果只为做官发财而来，则往往容易敷衍塞责，误己误国。清朝的覆灭和目前人们对于当局的不满，就是最好的例子。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蔡元培对青年学子提出这样的要求，可谓切中肯綮。
第二点则着眼于品行。这一点也是有的放矢的。五四运动之前的中国社会，极端无序和混乱。辛亥革命的不彻底，致使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以后又经过历次军阀割据，连年混战，北洋军阀统治了当时的北京。蔡元培上任之时，正是皖、直、奉三大军阀派系混战时期，社会动荡不安。在思想领域，人们失去了旧有的道德规范，而新的又未曾确立，在道德失范的状况下，许多人丧失了起码的道德底线。作为北洋政府所在地的北京，更是腐败成风，“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风气使然，一般人鲜有能出污泥而不染者。蔡元培痛心地指出，在这样的社会中，即使青年学子洁身自好，又能有什么前途!因此，他希望北大的学子能以天下为己任，以身作则，担当起匡正流俗的职责，为天下人做道德的楷模。即使娱乐，也要力求正当之娱乐。这些教诲既严肃认真又体贴入微，可谓语重心长。
为改变学生中间的不良风气，蔡元培积极提倡在学生中间成立进德会，入会的人都要遵守不赌博、不饮酒、不娶妾等基本戒条。另外，他还积极促成体育会、音乐会、绘画研究会、书法研究会等业余研究机构，目的就是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消遣方式，培养他们的正当趣味。
第三条，是从个人修养方面来说的。他希望北大学子能尊敬师长，团结友爱。特别是同学之间要相互勉励，共同维护北大的荣誉。他还以自己在德国的亲身经历，论述良好的社会风气之必要，勉励青年学子相互友爱，共同进步。
这三点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在当时却有着振聋发聩、匡正时弊的重要意义。正是因为有了蔡元培，有了这样的办学方针和求学准则、做人标准，北大才从多年陈腐封建的泥潭中拔了出来，走上正轨，逐步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大学，为成就今后的百年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演讲辞的最后，作者告诉在座的青年学子，自己近期要做两件事，一是改良讲义，二是添购书籍。这两件事情虽小，却是建构一个优秀大学的基本条件，也正是北大学子们最迫切需要的。作为一个校长，蔡元培为学校、为学生考虑得不可谓不深，不可谓不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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